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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

       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从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到达吴起镇,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一共是14个年头,12年5个月零4天。
       在这段时间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这一时期在延安,孕育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作用。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讲道:“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
       延安十三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地位特殊,无可替代。主要概括为三句话:延安十三年,是我们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十三年;是毛泽东思想日益成熟、丰富发展的十三年;是延安精神孕育形成、发扬光大的十三年。
一、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光辉历程
       (一)落脚陕北(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吴起镇——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1.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经过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革命处于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断送的危急关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中央的领导和指挥下,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等,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随后,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坚持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了斗争。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中共中央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喜讯,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9月27日,中共中央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把党中央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会后,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越过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今吴起县城),在这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由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创建的陕甘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
        2.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党中央到达陕北前后,中国正处于政治大变动的前夜。一方面,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制造华北事变,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另一方面,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显示出“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的形势下,国内各阶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一切阶级和政治派别都不能不回答“怎么办”的问题。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发表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报》上,传到国内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5年12月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的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今子长县城),在这里党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等问题,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召开的第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它在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有系统地解决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问题。这次会议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不失时机地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使党牢牢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瓦窑堡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就在中共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拒绝抗日,调集大量兵力继续围剿共产党。国民党的举动激起了爱国人士的反对。
       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了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将是接下来压倒一切的任务。日本的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近代以来他就从未间断对中国的侵略。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占领辽东半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军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1915年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袁世凯接受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5年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928年制造了“济南惨案”,并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了张作霖,企图夺取东北、1931年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1932年进犯上海、1935年华北告急,整个中国笼罩在日军的侵略压制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已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这期间,从清政府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都进行过抵抗,但都不得力,都未遏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所以毛泽东等人看到这一使命必然历史地落在共产党的身上,便开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此时,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蒋介石仍未放弃“剿共”,1936年12月12日,被蒋介石逼迫去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并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应张学良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赴西安谈判,希望和平解决,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缓和。古语都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这么做也是必须的。
       (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鲜血,中国共产党要求将他“交付国人裁判”实属情理之中。但中共中央经过对国内外局势的深入分析后认为,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避免一触即发的内战,形成全国团结抗日的局面。因而,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郑重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终于换来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项承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4.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西安事变发生几天后,驻延安的东北军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于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迁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灯塔。中共中央开始了10年的延安岁月。
       (二)延安岁月(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1、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
       中共中央从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以后,就积极通过各种方式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而努力斗争。
       在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而斗争的同时,中共中央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1937年5月至6月,党在延安先后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在深刻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在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从“干部决定一切”的认识高度,提出了要自觉造就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的任务。党中央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开办了培养党的高中级军事干部的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亲自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后来根据他的讲稿整理成著作出版。这些著作既是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哲学概括,又是对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它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党内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对于提高党的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起了极大的作用。
       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在甘泉县象鼻子湾对随行的部队发表讲话时坚定地说: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和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以一当千,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他们能否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接下来的革命就是最好的考验。
       2、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号召“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并于7月15日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而蒋介石也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9月22日,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提交了《国共合作宣言》,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中国的抗日战争怎样才能走向胜利?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党认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这就是全面抗战路线。
       1937年8月中共召开洛川会议。会议正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的形势,制定了全面抗日的路线,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
        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指明了道路。
       在抗战初期,共产党在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国民党作战,在后方,共产党还大量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指出:弱小的“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泽东独创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毛泽东被举世公认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游击战大师。
       3、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抗战时期,中国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改编后的八路军就开赴了抗日前线,同国民党并肩作战。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进一步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4、加强根据地建设,开展整风运动
       开辟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项重大决策。日军的疯狂扫荡和蚕食,使我军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人数锐减。为了克服敌后军民的严重困难,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采取了多种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在根据地实行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进行“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的经济建设,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使根据地成为抗击日寇的坚强堡垒。
       这一时期还在全党范围开展了一次彻底的整风运动,对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义。遵义会议以后,在全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但是党始终还没有对以前的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清算,还没有对前段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坚持正确的路线。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七大的胜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5、党的“七大”和抗战胜利
       当抗战进入到后期阶段,国民党在前线消极抵抗,致使抗战斗争节节溃败,在后方实行限共防共,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激起了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样,在抗战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明确提出了建国的目标。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1945年,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了全面反共阶段。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向中国的投降书上签字。日本军队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家的支援,这些支援对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
党在抗战中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所有这些,为夺取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重庆谈判和内战爆发
       抗战胜利后,我们又面临建什么国的问题。党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一场内战不可避免。
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早已确定,只是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不允许,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各国都损失惨重,厌恶战争,中国抗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取得了胜利,人民渴望和平,所以蒋介石这时发动内战肯定不得人心,关键是他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所以他想以假和谈的方式来拖延时间。1945年8月中下旬,他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早就识破了他的阴谋,去,肯定是鸿门宴,不去又无法表明其追求和平的诚意,于是毛泽东不顾其他人的劝阻,于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长达43天的和平谈判。这次谈判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真和平的决心,从而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回到延安以后,毛泽东说:“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他很清楚蒋介石不会就此停止内战。但同时他也鼓舞全国人民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6月底,得到美国支持和援助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蒋介石真的对毛泽东不是很了解。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自卫战争挫败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是非常复杂的,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在敌我力量是“飞机加大炮”对“小米加步枪”的悬殊情况下,我们党能否准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趋向,敢不敢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就成为必须首先回答的重大问题。胡乔木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当然,决裂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

       (三)转战陕北(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渡过黄河、前往华北)
       为了推进革命形势,使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就迎接中国革命高潮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中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这一次与前几次有所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这次革命高潮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的胜利越大,高潮就来的越快”。不是说我们没有困难,但党和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党中央根据一年多来的形势发展,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来了。
       这时延安的形势就越来越紧张。蒋介石决心要把战火烧向延安,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延安。仗是非打不可了。但是,这个仗怎么打?延安还要不要?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延安要保,延安不能丢。道理很简单:延安是红都,是圣地,是党中央、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让胡宗南给占了,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说,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 “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做?一定要撤退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应该说,这种感情和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
事实上,毛泽东也一方面力争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另一方面又向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放弃延安。早在1946年10月,胡宗南奉命加紧准备攻打延安时,延安即进行了第一次大疏散。1947年初,延安的形势又一次告急。毛泽东布置了外线配合内线作战保卫延安的方案。
同时,中共中央也在布置着放弃延安的工作。3月12日凌晨,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延安,先行抵达瓦窑堡。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止播音,由预设在瓦窑堡附近的备用电台接替。毛泽东也开始向军队指挥员和周围的一些人讲述放弃延安的道理:延安不是战略要地,也不是经济中心,蒋介石占领延安,因为可以向全国人民宣布“共产党完蛋了”,但是全国人民也就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祸国殃民,不得人心;延安既然是一座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蒋介石背上了这个包袱,他就输掉了一切;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胡宗南的兵挤在延安城下,不好吃掉,让他的五个指头伸开来,每月吃他一个团,延安还是我们的。算清了这笔账,毛泽东自信地说:“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他还执意要与中央一块行动的斯特朗相约:我们下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是在延安了,也许是在南京、上海,或者是北平吧!
       3月13日,胡宗南军队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都以延安为目标发起了攻击。我军在富县、临镇一线顽强阻击,边区自卫战争全面展开。18日,胡宗南军队跌跌撞撞地爬到延安城下。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了刚刚从山西赶来的王震,嘱咐彭德怀把房子打扫干净,家具不要破坏,入暮时分才离开王家坪,乘车东驶,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帅旗插在哪里?的确是各方面都十分关心的问题。蒋介石得意地说:中共的首脑部只能随处流窜,任何人都不能和它发生联系,如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力量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四次报道中共中央的行踪,有晋西北、豫北,甚至东北佳木斯市的“立德祥街福天百货店院内”等。其实,毛泽东早就下定了决心,如果延安实在守不住,党中央仍然要留在陕北。3月18日夜,他与同车的王震分手时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3月25日,毛泽东与先期到达子长县王家坪的中央领导会合后,很快做出了中央坚持留在陕北的决定。27日,毛泽东连发数电,告知彭德怀、贺龙等人:“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
中共中央能否实现坚持陕北的战略意图,关键是能不能粉碎敌人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在撤离延安后45天内,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指挥下,歼灭胡宗南部1.4万人,基本上稳定了陕北战局,为中共中央坚持留在陕北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前往华北。4月22日,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一年前,撤离延安,党中央坚持留在陕北;一年后,延安收复,党中央离开了陕北。这预示着中国革命走出了山沟,预示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

           二、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创造的辉煌业绩及历史经验

    (一)推动中国革命实现了两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极大地加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进程。 

    两次转变: 

    第一次: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第二次:由民族战争向人民解放战争的转变。 

    (二)把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上的重大飞跃。 
    《毛泽东选集》1—4卷中收入159篇文章,有112篇是在延安时期写成的,占总数的70%以上。 

    七大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三)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27日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确立。 

    43年任政治局主席。 

    45年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在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几次成功与失败之后,才认定和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集团的地位,这是中国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组织保证。 
    (四)成功实施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把党建设成了“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实现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的同时,正确地把握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联的党建规律,成功地解决了党的建设中的几个重要课题。 

    第一,坚持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作为主要标准,成功解决了发展党员的问题。 

    第二,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成功地解决了非工人成分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 

    第三,坚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建设干部队伍,成功地解决了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需要的人才支撑问题。 

第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从严治党,注重党员质量,成功地解决了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和吸引力的问题。 
黄克功事件:黄克功,1937年二十六岁,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团长、旅长。1937年10月,在延安,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后毛泽东亲自致信当时陕西高院院长雷经天,要求对黄克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五)全面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积累了执政为民的基本经验。 

    第一,党领导人民进行空前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使一切抗日的人们获得了广泛的民主权利。 
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说:“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的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延安时期是“只见公仆不见官”,就在于在政治上我们是真正民主的,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在近年来,由于放松了党的建设,加之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消极腐败等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一些人由“社会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三心二意为人民,全心全意为个人,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贪污盗窃,行贿受贿。这些腐败现象其本质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漠了,民主精神和公仆精神丧失了。毛泽东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破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所以,对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进行延安精神的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当前廉政建设有着直接的现实效应。

       第二,党创造性地提出“三三制”的政权体制,进一步强化了党在根据地的执政地位。 
陕甘宁边区政府推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制度,充分保证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从1937年到1946年,边区曾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选举中还发明了计豆、画圈等方法,许多足不出户的小脚老太太,都起着毛驴,翻山越岭,来到选举地点。候选人还要发表精选演说。

       第三,党着力建设廉洁政府,防范腐败现象侵蚀政府肌体,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健康有序运行。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上发表的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中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民主的模范、生产的模范、文化工作的模范、统一战线的模范。边区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为后来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陕甘宁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勤政、廉洁、高效“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实践。
边区政府非常重视从制度上保证政府的廉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之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当时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红军战斗英雄,1941年因贪污3050元,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执行死刑。这充分体现了边区政府严肃吏治,建设廉洁政府的决心,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起到了警示作用。

       1940年春天,爱国华侨领袖、工商业巨子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并考察抗战实况,在重庆国民党用800元一桌的饭菜招待他,到了延安,毛泽东在土窑里请他吃2角钱一顿的客饭。事后,陈嘉庚深有感触地说:“800元的酒席,我实在咽不下去,2角钱的饭菜,我感到又甜又香。一个是浪费人民的财力、物力,一个是节约人民的财力、物力,两者的思想作风真有天壤之别。”从而他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延安时,看到毛泽东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的土炕、彭德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做的背心、林伯渠耳朵上用绳子系着断了腿儿的眼镜,发现了红军的伟力所在,称之为“东方魔力”,在《西行漫记》中断定它是“兴国之光”
    
       第四,党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作为执政的根本目的,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在延安时代,那时政府的官员当官不像官,他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政府没有徇私舞弊、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不良作风。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在中国局部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并不断扩大执政区域的重要时期。我们党历来把为中国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延安时期又响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在全党认真实践。那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誉为“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当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说:“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都很俭朴,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这里也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中国共产党就是以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总结: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从挫折、失败重新走向发展壮大直至最后胜利的极重要时期,延安时期不仅奠定了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的思想政治基础、执政经验基础、军事力量基础,还树立起屡为后人称道的“延安精神”。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涵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的形势和条件同延安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共产党人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坚持和弘扬延安精神。因为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艰辛曲折,创造了辉煌业绩,成就了中国事业,这段历史需要我们去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好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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