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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这样铸就“军魂”——毛泽东

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阅读 次| 发布时间:2015-12-03

一年以前,也是这样的寒冬腊月,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同朱德、陈毅一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因为他们的力量难以打破湘赣两省敌人的“会剿”。那是一次充满艰险的征程。在向赣南转移的半个多月里,部队连续遭受敌人包围袭击,屡战屡败,几至陷于绝境。直至瑞金大柏地绝地反击赢得胜利,并且在吉安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合,才改变了被动的局面。此后毛泽东率部掉头东向,向闽西进发。

那时候,36岁的毛泽东对于未来去向和归宿并不明朗。他的哲学是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在实践中探求生存与发展之路。

3月14日,红四军一举击溃福建军阀一个旅,夺取汀州,开启了创建中央苏区的第一幕。在以后短短六七个月,行动节节胜利,连克龙岩、 永定、上杭,创建了中央苏区最初的版图。

然而,在闽西80万农民“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喜庆声中,在红军迅速发展攻城略地捷报频传的日子里,红四军党内关于红军自身建设,特别是关于党对军队领导以及如何领导等问题,产生了分歧。有人批评前委权力太大,也有意见认为党的领导“家长制”“党管太多”。显然,这些意见的指向,就是毛泽东,说得明确一些,就是指向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和原则。

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些意见对于红军建设的伤害,甚至感受到了面临的危机,遂决定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来讨论,究竟红军要不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认为,这是必须且不容置疑的原则问题。

会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还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的三个原则:“党管理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在)党内绝对无自由”,否则就动摇了党的领导。然而,他的主张并没有被完全接受。有些意见甚至受到激烈的反对,称“权力太集中于前委了”,党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党员有自己的自由,难道“一支枪也要过问吗?”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发现自己的主张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甚至感到有些沮丧,向前委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前委并没有接受,但要求他书面陈述自己的主张。

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都在思索。他从红四军成立一年多的历史里,看到了党对红军的领导逐渐增强,引领红军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发展路径。但正因为党的权威的加强和领导的巩固,个人主义、形式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日益受到束缚而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再加上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从“远方”到来的“形式主义理论”,导致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抬头。6月14日,毛泽东用公开信的方式全面阐释了他的意见。他坦率指出,当前红四军党内存在有14种错误倾向,其主要的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其它问题都由此而产生;呼吁党内同志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作斗争,以求红军的彻底改造,否则“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

毛泽东的公开信引起了红四军党内的极大震动,有赞同,有反对,有不理解,也有观望。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党内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大多数还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看不到毛泽东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和红军面临的危机。

“七大”落选前委书记后,毛泽东身心俱疲,他接受了组织的安排,离开红军到地方指导闽西苏区的工作,但随之而来的恶性疟疾又把他击倒在病床上,开始了在担架上和丛林中颠沛转战的艰难岁月。

事实上,毛泽东仍然在思索,在战斗。虽然身处与外界隔绝的大山深处,他却始终把握着中国革命的脉搏和前行的方向。在那样艰难和孤寂的日子里,颇具诗人气质的毛泽东还写下了心情畅快、意气豪迈的诗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三四个月过去,已是初冬时节。朱德、陈毅接连派专人前来,传达中央重要指示,催促正在上杭县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从中央“九月来信”中获知,中央完全支持他关于红军建设的各项主张,指示毛泽东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召开党的会议,纠正红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确立党对红军的领导,担负起中国革命赋予的重任。

毛泽东收拾行装,立刻出发,重回集结在汀州的红四军,与朱德、陈毅会合,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转入思想整顿和军事训练,同时在党内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全面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根据中央的指示,集中全军的智慧,总结建军两年多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完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的起草。这份18500字的决议,在随后召开的古田会议上获得一致赞同,成为后来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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