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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打造的最后“官窑”——洪宪瓷

景德镇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动荡。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就当人们要走上了民主共和的道路时,却被人钻了空子,这个钻空子的就是袁世凯。袁世凯骗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在没有人监督又独掌大权的情况下,有了复辟的想法。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爱做“帝王梦”的袁世凯怎么和景德镇瓷器有了联系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袁世凯与“洪宪瓷”的故事。
袁世凯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唱戏要全套,当皇帝也差不多。龙袍、龙椅、年号、国号一样不差,九五之尊的“皇上”自然要摆出一副真命天子的“排面”。袁世凯称帝前夕,就效法清代帝王登基时必先烧制御瓷以示庆贺的惯例,派出亲信郭葆昌去江西景德镇督促烧制,为“登基”烧制“洪宪御瓷”,以备届时馈赠参加大典的各国公使及宾客。
       1916年初,郭葆昌被委任“陶务总监督”,为了掩人耳目,当时郭葆昌没有把这批瓷器的生产场地放在原大清御窑厂,而是另辟蹊径,邀集前清御窑厂各方面的高手,选择景德镇市内的湖北会馆作为袁世凯“登基”用瓷的生产加工场地。当时为了这批瓷器,可以说是不计成本,总共花费了140万大洋,折合约一百万两的白银,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根据清史档案的记载,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都要向上交四至五万件瓷器,但是朝廷一年才拨付三万两白银,这一批瓷器的花费相当于乾隆时期30多年用在御瓷上的花费。当时,在北京城买一套四合院只要1500块大洋,这批瓷器可以在北京买到将近100套四合院,由此可见这批瓷器可谓是斥巨资打造!据郭葆昌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大概有四万件,也有记载称共有六千件,多数是仿造雍正、乾隆时期的作品。不管是四万件还是六千件,每一件瓷器上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洪宪瓷如此不计工本,可想其工艺和精美程度,从某个角度来说,洪宪瓷是当时的官窑瓷器,郭葆昌也被称为“最后一个督陶官”。
居仁堂制款天青釉饕餮纹觚
居仁堂制款天青釉饕餮纹觚(天津博物馆藏)
居仁堂制粉彩花卉纹莱菔尊
居仁堂制粉彩花卉纹莱菔尊
居仁堂款粉彩山水人物盘口瓶
居仁堂款粉彩山水人物盘口瓶
       关于这批瓷器,后世其实还有很多争议,关键就是底款的问题。这批瓷器底款“居仁堂”,按理来说,袁世凯称帝后,为自己烧造了御瓷,理所应当的是“洪宪年”款的瓷,可是为什么他会先烧制“居仁堂”款的瓷器呢?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猜测,有的说也许是袁世凯依旧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顾忌,不愿意给后世留下更多的证据;有的说因为袁世凯任大总统职位时,办公地在中南海居仁堂,为了避免称帝过于张扬,因此将这批瓷器确定为“居仁堂”款;有的说居仁堂瓷就是袁在居仁堂办公时定制的袁府用瓷,而非登基用瓷。关于洪宪瓷的争议,四川大学陈德富教授就曾在他的著书中说道:“几千年中国陶瓷古代史,以似是而非的洪宪瓷闹剧结束。”
       “洪宪御瓷”是场闹剧,它甚至来不及面世,袁世凯就因病身亡。“洪宪瓷”因所烧不多,留传下来的就更为稀少,可谓凤毛麟角,因此一直是中外陶瓷收藏家寻觅、收藏的目标,普通百姓更是难见其尊容。1963年至1965年,袁世凯第十三个女儿袁经祯将家中珍藏的13件“居仁堂制”款识瓷器先后捐赠给苏州博物馆。这13件瓷器,形态各异,色面以釉上粉彩为主,产品胎质细腻,白如霜雪,釉色纯净,层次分明,画工精湛,构思巧妙,瓷器底部红色“居仁堂制”印章尤为醒目。后来,市面上一度出现的“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瓷器,有专家认为,“居仁堂制”款的瓷器因时间短暂数量极少,但在制作造办处的备余瓷土却有大量积囤,瓷工们又以“洪宪年制”为款烧制了一批,时间横跨两年,与前制“居仁堂制”统称为“洪宪瓷”,也算是民窑烧制中的精品,但能够认定为“洪宪官窑”的瓷器,只有器底部落有“居仁堂制”和“居仁堂”红色篆书款的那批瓷器。
       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建国“洪宪”,虽然只是个短命王朝,却留下了一批在民国瓷器史上品质最好的仿古瓷——洪宪瓷,虽然其过程和袁世凯的皇帝梦一样,昙花一现,但却成为瓷器收藏的一个有趣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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